2021年6月26日，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举办了博士生学术工作坊。本次活动邀请到了会计系的特聘讲座教授、来自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的李宁忠教授、加拿大女皇大学的张宁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的曾晓亮教授、新加坡城市大学的Sterling Huang教授、以及南洋理工大学的陈涛教授。

上午9时许，会计系主任饶品贵作为主持人，对讲座教授的到来和与会人员的参与致以最诚挚的欢迎，并宣布本次工作坊正式开始。

19级财务管理博士生曹少鹏汇报了他的工作论文，文章研究发现，供应商年报语调越消极，客户的现金持有水平越高，说明供应商年报的负面语调具有溢出效应，客户为了预防供应链中断风险会持有更多的现金。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客户的关系专有性投资水平越高、供应商的信息环境越好、供应商与客户的地理接近度越高以及供应商所在地的营商环境越好时，供应商年报的净负面语调与客户现金持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明显。李宁忠教授对文章进行了点评，从文章定位、文章结构、研究设计、内生性问题、横截面检验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此外，来自新加坡管理大学的Sterling Huang教授也就供应商年报语调与客户现金持有之间的机制提出了一些建议。

18级财务管理博士研究生周静怡的文章以中国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撤县设区”改革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府推动型城镇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地减少了原县辖区内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即政府推动型城镇化对企业污染排放具有“治理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治理效应”来源于主动推动型“撤县设区”而非被动实施型“撤县设区”；相比于在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以及隶属于县级以上的企业中，“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治理效应”在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以及隶属于县级以下的企业中更强。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后，原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显著下降、基础建设性财政支出显著减少而民生性财政支出显著增加，说明“撤县设区”后，原县级政府的经济激励弱化，财政支出目标亦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从而有助于治理企业污染排放问题。汇报结束后，张宁教授细致地进行了点评。张宁教授指出，该文章的选题有趣，但关于研究设计的问题和替代性解释需要进一步考虑，建议作者进一步完善。

19级财务管理博士生张锟澎运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了人工智能词典，对上市公司的年报和专利文本数据进行文本分析，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标，研究了人工智能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技能的匹配过程。文章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生产率，为了发挥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个体企业会增加劳动力总数，减少常规低技能劳动力数量，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另外，文章从企业、行业以及地区三个层面讨论了人工智能生产率效应的异质性表现。最后，文章发现人工智能提高了公司价值。李晓溪老师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点评：该文立足于技术和政策前沿，研究问题较为新颖，研究工作细致，研究设计充实。在文章建议方面，李晓溪老师提出要更清晰地界定人工智能的概念内涵，指出人工智能与以往机器人、信息技术等研究的区别，进一步明晰影响机制以及本文构建的人工智能指标的优点，采用更多方法或者适用性指标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

下午的会议由会计系副主任谭有超主持。19级财务管理专业博士生涂跃俊汇报了与其导师朱滔教授合作的工作论文，该文基于分类改革对不同类别国有企业界定各自更为专业化的功能定位这一重要政策背景，以分类改革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重点考察了与传统二元制功能定位相比，分类改革后的专业化功能定位对竞争类国有企业投资羊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专业化功能定位显著抑制了竞争类国有企业投资羊群行为。其中，改善委托代理问题和促进经理人才能发挥是这种抑制效应的主要影响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抑制效应在行业产品市场竞争更弱和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情况下更加明显。此外，专业化功能定位还提高了竞争类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Albert Tsang（曾晓亮）教授从多角度对该文进行了精彩而又丰富的点评。比如，在文章的论述方面需要注重表达的艺术性与技巧性，通过举例子的方式增加文章论述的可信度，花更多的笔墨来强调被解释变量的研究意义，计量模型设定的误差以及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等等。更为重要的是，Albert Tsang（曾晓亮）教授还以本论文为例，启发大家通过预测审稿专家可能提出的问题来完善自己的研究，为本次workshop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会计学系饶品贵教授和谭有超副教授也分别对该文如何进一步修改给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19级会计学博士生彭远怀的论文指出，虽然在GATT/WTO的推动下国际贸易关税壁垒大幅下降，但为平衡本国企业利益，各国政府频繁采用合规的非关税壁垒抑制进口，如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ACIs）。现存文献发现ACIs会降低企业出口、生产率以及经营绩效等，但很少关注资本市场对ACIs的反应，尤其是具有重要信息中介作用的审计市场。该论文认为审计费用可能因出口业务减少和企业主动洽谈降费而减少，也可能因企业经营风险和盈余管理增加而增加。基于DID模型的检验发现，审计费用因ACIs增加了经营风险和盈余管理而增加，并从事务所、企业、行业、发起国四方面进行了异质性检验。该研究补充了ACIs经济后果和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文献，提供了具有清晰因果关系的结论。新加坡管理大学的Sterling Huang教授认为，该文的研究话题非常有趣、实证检验十分丰富，作者可以考虑增加审计努力的路径检验以及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异质性检验以增强逻辑，也需解释与Godsell et al.（2017）在ACIs定义方面的差异。加拿大女王大学的Ning Zhang教授也认为需要重点阐述与Godsell et al.（2017）的AICs定义差异，审计费用可能在ACIs发起时就有变化而非终裁后。

最后，19级财务管理博士研究生王玥报告的论文从外部环境视角探讨了气候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并检验了法律环境和监管环境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气候风险影响审计收费的内在路径。研究发现：审计师在审计时会考虑公司所在地的气候风险水平，以气温区间6-12℃为基准，气候风险越高地区审计收费越高；区分公司法律环境和监管环境后，发现仅在低法律环境水平和低监管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气候风险与审计收费的正向关系显著成立；除了气候风险对审计收费的直接影响，路径检验表明，气候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并非是代理成本过高所致，而主要原因是公司的诉讼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气候风险越高，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都显著减少，审计质量随之提高。此外，基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其他企业，气候风险对国有企业、碳密集型行业的审计收费影响更为突出；基于地区层面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气候风险对审计收费的正向效应仅存在于落后城市，在发达城市并不显著，如果事务所距离客户公司越近，气候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陈涛教授对该论文进行点评。陈教授认为该论文的研究问题新颖有趣，但变量设计不够合理，建议作者丰富实证检验。

因为疫情关系，本次工作坊采用线上的方式举行，但大家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丝毫不减。不管是学生认真的汇报、讲座教授精彩的点评、还是与会人员积极的讨论，都为本次工作坊的顺利开展提供最重要的支撑。工作坊在各位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